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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话到影射国情:近代作家对牛郎织女故事的重塑

2021-08-02 06:06:4775 ℃

从上世纪20年代到抗战时期,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在中国现代作家的笔下被反复改编或重写。无论是20年代以张碧梧为代表的专注通俗文学创作的“守旧”文人,还是30年代关注农村社会的作家孙松青与蓉舫,抑或抗战时期的进步作家吴祖光和阿英,他们在对牛郎织女神话故事进行改编重写的过程中都有一个不谋而合的共识,那就是自觉不自觉地赋予了这个神话故事作为某种思想情感或者社会现象的载体的功能,在牛郎织女这件古老的神话故事外衣下装置了特定时代的现实之核。

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在我国流传已久。根据神话学家袁珂先生在《中国神话史》中所述,牛郎织女神话是经过长时期的民间口头传述,由零星点滴渐渐集成较完整的故事,其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天汉两颗星宿之名演变成一对天神的恋爱神话,最后在民间世俗化为人神恋爱传说的漫长过程[1] 315。现知最早的关于牛郎织女的文献记载见于《诗经》中的《小雅·大东》篇:“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践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虽然诗中的织女与牵牛此时还不过是天汉的星宿,但已经被崇拜星象的远古人类赋予了隐约可见的人格化形象。到了东汉时期,《古诗十九首》中描述了“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的动人情节,牵牛织女二星被彻底地人格化,变成了一对相互倾慕的恋人。直到南北朝梁代萧统编纂的《文选》中,其中的一篇《洛神赋》的注释里说:“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2] 431牵牛与织女终于由天上的两颗星宿发展成为一对天神夫妇。与萧统同一时代的殷芸的《小说》、任昉的《述异记》以及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则有更详细的记载。据殷芸《小说》中记载:“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织杆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天帝哀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妊。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2] 431任昉的《述异记》与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也有类似记载,只不过在《荆楚岁时记》中牛郎织女的相会日期变成了更为具体的“七月七日”之夜[3] 53。再加上西汉刘安《淮南子》中“七月七日夜,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的文字记载,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中也有提及“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2] 431,以及已佚的南朝刘宋时期的《齐谐记》中“乌鹊架桥渡织女”故事的充实与完善,牛郎与织女两个天神恋爱的神话故事至此才得以基本成型,而后世有关牛郎织女的故事大多数都是以此为蓝本而加以延伸的。唐代以后,由于世俗文化观念的影响,牛郎由一个天神最终变成了一个凡人。此外,在“两兄弟型故事”、“羽毛衣型故事”、“天鹅处女型故事”等民间故事的相互影响与融合之下,牛郎织女故事的情节在流传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充实。钟敬文先生曾经将民间各地流传的牛郎织女故事大致共同的情节概括为:“1.两弟兄,弟遭虐待;2.分家后,弟得一头牛(或兼一点别的东西);3.牛告以取得妻子的方法;4.他依话去做,得一仙女为妻;5.仙女生下若干子女;6.仙女得衣逃去,他赶到天上被阻;7.从此,两人一年一度相会。”[5] 290且不论情节的大同小异,牛郎织女神话故事最终是演变成了一个在民间口耳相传、版本众多的人神恋爱传说。

除了民间的口头传播外,牛郎织女的故事在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叙事性作品中也频频出现。如果我们将以口耳相传于民间的牛郎织女故事视为一个集体写作的行为,那么一些文人作家在已有的故事框架下进行剪裁、想象、填充和加工之后而行之于文的改编或重写文本则可以视为作家具有创造性的个人写作。毫无疑问,集体写作不可避免地会隐含着一个民族共同的集体无意识,而一个作家的个人写作往往有利于刻意建构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的询唤机制。从上世纪20年代到抗战时期,中国现代作家以牛郎织女神话故事为题材,对牛郎织女神话中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进行反复地改编或重写,展现出了不同时期的文人心理与时代风貌。

一、“守旧”文人的新声:20年代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重写

1922年,“鸳鸯蝴蝶派”小说家李涵秋主编的《快活》旬刊第15期设置了一个“七夕特刊”的专栏。专栏中刊载了三篇小说——张碧梧的《牛郎织女团圆记》、赵赤羽的《瞒过了天老爷》以及范烟桥的《镭婚纪念》,这三篇小说全都是从古老的牛郎织女神话中取材,并对牛郎织女故事进行改编或重写的作品。不论是靠卖文为生、以创作家庭侦探小说著称的张碧梧,还是“南社”成员赵赤羽,抑或“鸳鸯蝴蝶派”作家范烟桥,他们三人的文学创作在当时日益兴盛的新文学潮流面前似乎顺理成章地被归属于守旧的、落后的通俗文学。然而,“说一位作家这样那样地落伍于新的时代,不仅作家本人不承认,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在时代变革的风雨之中,任何一个作家都会受到熏陶,都会有意无意地关注时代社会问题,流露或表现出时代的情绪”[6]。细读张碧梧、赵赤羽和范烟桥这三位“守旧”文人重写牛郎织女神话的小说作品,虽然他们遵循的依旧是报刊通俗文学一贯的重视趣味性与可读性的创作理念,借用神话这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题材进行改编或重写也多半是为稻粱谋,但在这三个改编的小说文本中,他们还是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发出了一些“五四”前后时代变革的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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