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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双文:关于近代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偏向

2019-05-15 00:06:02110 ℃

原标题:关于近代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偏向

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历史书写中应该有人的活动,有活生生的人物的活动。研究历史人物必须实事求是。近些年来,历史人物研究不断趋向于客观真实,但也存在一些现象值得注意。

——要注意人性的复杂性,避免人物研究的标签式、模式化、程式化、简单化(好人、坏人模式,非黑即白模式)。近代历史人物的多变性、多方面、多层次、多阶段,是与近代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在历史人物身上,我们都会看到复杂的一面:他有许多值得肯定的方面,但也有某些不受欢迎的方面;他在这个领域、这项事业中是杰出的、卓越的,但在另一些他不熟悉、不擅长的领域,又是不成功的,甚至是拙劣的。尤其是一些在关键岗位、此前有崇高威望的人物,往往由于在这类领域做了错误的决定,说了错误的意见,甚至给国家和民族造成巨大的损失;不同的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历史作用,也是十分常见的。

——人物研究要避免乱翻案、乱翻烧饼(避免走极端),故作惊人之语,哗众取宠。近来对一些历史人物有不同的声音,例如袁世凯,例如陈炯明,例如高宗武、陶希圣,例如汪精卫,例如高岗、饶漱石。过去因为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原因,对人物的判断(或政治结论)有片面性,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够客观、公正,做去伪存真的“翻案”文章确实是非常必要,这既是近代史研究拨乱反正的客观需要,也是负责任的历史学者责无旁贷的工作。但做翻案文章必须要慎重、严谨,个人以为,不是什么案都可以翻,什么人都需要重新评价,最起码,我就不能赞成为汪精卫1938年12月之后的汉奸行为开脱。现在一些人在讨论近代历史人物时,完全脱离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任意“穿越”,以当今某些功利化、世俗化的标准和心态作随心所欲的评判和解读,自以为是“同情的理解”,是摆脱了历史的“利害恩怨”,是“与时俱进”,其实,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将造成人们历史认知的模糊和混乱。

——人物研究要避免对研究对象的偏爱,不能只看相关这个对象的资料。研究者往往因为看某个人、某个方面的材料多,较多地看到的是对其有利的材料,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以致可能被这些材料所左右,有意无意地被研究对象牵着鼻子走。史学大家研究历史必定视野非常宽广。因为只有注意并尽量寻找与所研究人物对应的、甚至相反方面的材料,才能做到“兼听则明”。我们尤其不能陷入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旁人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同意见的情况。在一些人物传记和人物评论中,明明是很有缺陷、很有问题的人物,在他的书中,却成了十全十美;明明只是很普通、作用很一般的人物,在他的笔下,却成了功高盖世。似乎在这些事件、这项活动、这个领域中,他研究的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只见亮点不见瑕疵,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把瑕疵写成亮点。

——诞生地主导式或纪念式人物研究(近年有相当部分以人物为主题的学术会议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有其值得重视的学科价值与社会功能,但要避免“刻意重视”。某一地方出一位有重要影响力的历史人物,是一个地方提升认同感、荣誉感的重要历史资源。后人对于先人的纪念和颂扬也属人之常情,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崇敬先贤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但这一类的活动要特别注意客观性、学术性。如袁世凯的故乡、陈济棠的故乡、或者宋子文的后人、尹昌衡的后人、陶希圣的后人召开的会议、主办的活动及撰述的著作,要避免流于一味颂扬或刻意开脱。

——人物研究的书写要丰富、生动,不能是履历式(如某年某月任某职之类)的描述。近年来某些人物研究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历史人物研究只有力图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多说几个为什么,多问几个为什么才有活力和生命。这方面杨奎松最近写的《忍不住的关怀》,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邓野的《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以及齐邦媛的《巨流河》,以及过去读过的张忠紱的回忆录《迷惘集》,宋选铨的《宋选铨回忆录》等,都颇有特色。杨奎松以其深刻、卓越的史识,独到、冷峻的眼光,尤其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精英人物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有人之常情的一面,不必神圣化。最近我读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傅秉常的日记,以及担任过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的日记,那里面的记录就颇为生动真实,反映了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日常生活中某些人之常情的一面,包括对著名外交家王宠惠等人的记录。这些记录,与人们在后来的回忆或纪念文章中所看到的(其中有许多应景的、颂扬式的东西),要真实生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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