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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明月几时有》背后的历史故事

2019-06-12 14:32:51189 ℃

(原标题:电影《明月几时有》背后的历史故事)

司徒新梅

香港导演许鞍华执导的《明月几时有》近日在全国各大影院低调热映。假如不是好友相告,我还对父亲司徒慧敏的名字出现在剧情里一无所知。影片讲述了上个世纪40年代,在日本铁蹄下以主人公“方姑”为代表的香港普通市民和著名广东东江纵队鼎力抗日的故事。影片开篇即讲述1942年大批文化人士准备撤离战火纷飞的香港的故事,这也是我的父亲司徒慧敏曾经给我们讲述多次、他亲身经历的、难以忘怀的大事件。

带着对父辈们的怀念和崇敬,我走进了影院,很欣慰地看到影片忠实于历史,在细节方面几乎和父亲的回忆毫无二致。只可惜,关于大撤退的计划过程只有寥寥几句,不知道一般观众能否完全理解这个复杂而紧急的背景。

父亲曾说:香港战争爆发前,他在香港工作了好几年。那是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当年9月,他与蔡楚生、谭友六等一起从上海去了香港。“我在香港主要从事电影工作,从1937年到1940年四年中,有三年多是住在香港的,偶尔也到广东内地去拍一些新闻片,叫 抗战新闻 。1939年年底至1940年8月,我有较长一段时间离开香港到重庆拍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是《白云故乡》,是郭老和周恩来同意我们去重庆拍的。在重庆拍电影期间,1940年6月10日,廖承志带我去见了周恩来,汇报了我们在香港的电影工作情况。当时周恩来指示,香港这块地盘不要放弃,能争取几天就争取几天。因此,当重庆的工作完成以后,8月8日我又回到香港。”

第二年春,也就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之后,重庆的大批文学艺术界人士也撤退到香港,如文学界、戏剧界的茅盾、戈宝权、夏衍、宋之的、章泯、舒强、凤子;美术界的特伟、丁聪、王平等。“廖承志曾和我们商量,是否可以搞个剧团。因为当时夏衍、于伶、金山、王莹、宋之的等戏剧界同仁都聚集在香港。于是我们就搞了一个,叫 旅港剧人协会 。”

剧团搞起来之后,演出过《雾重庆》、《希特勒的杰作》和《北京人》。“在演出《北京人》时,香港的风声已经很紧了,英国的航空母舰调到远东来了。《北京人》是1941年12月1、2、3 日演出的,8日早晨,香港之战爆发了。”

日本先是对香港的启德机场进行了轰炸和攻击。这时,父亲和一众文化人就住在离机场不远的九龙,就在启德机场附近。“日本侵略军轰炸机场时,我们弄得很狼狈,因为没有思想准备,没有想到在最危急的时候该怎么办。后来,我们同香港中央电影院(在香港西环皇后大道)讲好了,请他们把电影院的地下室让出来,给我们做临时避难所。这样,我们就从九龙搬到香港去了(有一些同志分散在铜锣湾,如夏衍、于伶)。从12月8日起,到25日,这十几天时间里,大家都被困在那个地下室中。”

12月25日,港英政府正式向日军投降,在此情况下,以廖承志为代表的党组织决定尽快将这些有影响的文化名人从香港撤回大陆,并且作出了周密的计划和部署,这就是影片中提到文化人要兵分两路撤离的情况。影片所反映的正是第一路人从陆地经九龙、沙头角返回大陆的情况。

“当时廖承志和连贯等极力想办法要把这些人撤退出去。首先要从香港再撤回九龙去,以便从九龙步行到沙头角边境,再到东江去。茅盾、胡风、宋之的、于伶都是从那条路走的。”

父亲在世时,我们听到太多故事,“在我们离开香港之前,发生过一件事:香港沦陷后,来了一些搞文化宣传的日本人,有个叫和久田幸助的,可能认得我,因为我在日本待过。他们在香港的各电影院公开打出幻灯,点名 请 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五个人到香港半岛酒店与他们会面。这样,我们就更有一种紧迫感,决定5日就走。”

印象里父亲是另一路撤离队伍的主心骨和策划人,从澳门到台山的水路也应该是父亲设计的,因为父亲的老家是台山一带(开平人、毗邻台山),所以他熟知那里的地理和方言。要知道,台山话是一种比广州话更难懂的方言,而这批文艺人大多不是广东人,也不通广州话,更不要说地方方言了。

从冯亦代伯伯的回忆文章里,我的记忆得到了印证(冯伯伯的夫人安娜和父亲一行从水路撤离的):“能使40年代文化人携眷逃出香港,避过日军追查和海盗拦劫,几人办得到?彼时惟赖司徒平日熟交游广,才有可能在万难中雇到了三只船,由夏公派人分头联系,方得悄悄去内地。逃难中途又屡受船家的刁难和勒索,要不是司徒挺身周旋,哪能脱离虎口安抵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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