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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怡︱吕思勉先生编写的小学国文教科书

2021-07-30 20:47:22166 ℃

程怡︱吕思勉先生编写的小学国文教科书

吕思勉先生
2016年,距离吕思勉先生编写《新式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已整整一百年。
从1916年2月至1924年5月,这套国文教科书各册的重版次数最少的也有四十九版,而第一册居然有七十版之多,足见其影响力之大、使用面之广。
这套教科书共六册,每一学年两册。从课文的选编、组织上,我们可以看到编者对国文教育的深刻理解。六册国文教材共一百六十六课,吕先生自己编写的课文,竟然有一百二十三篇之多。他为什么要亲自编写并且用简净、流畅的文言文来写呢?这当然与他对“国文”的定义有关。
首先,国文是所谓“在纸上说话”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可分为:古文、普通文与通俗文三类,古文指的是“先秦两汉之书、唐宋八家之文”;普通文“介于古与今之间,”是“承古代之语言而渐变者”,“如近今通行之公牍书札及报章纪事之文”;通俗文指的是“向来通行之白话小说及近人所刊之白话书报”等等。其中最早的古文书籍,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要理解它们,不是三五年有限的国文教育所能完成的任务。吕先生认为,中国人的书面语习惯于用古文做标准,因此要了解古人的精神、古代的思想和古训,不通文言则绝无可能。当时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们其实也都是通文言的人,他们所主张的“名词成语采用文言,句法、篇法全用语体”实在是很难实行的。因为上述习惯,数千年来已经使得我们的文言书面语与白话口语之间有了很大的距离,即使是智识之人,也难免“藉文言以济口语之穷”。这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街头采访,上海人只要一谈到国家大事,就不免上海话与普通话混搭一样。正因为古文难通,又不能全然不通,所以吕先生主张初小的儿童 “均宜改用通俗文”做教材,同时统一用“国语”来教,而高小以上程度的国文课则应该肄习“普通文 ”,上古文的学习,就有待于高等学堂及大学堂了。
吕先生的旧学功底无与伦比,却并不赞成旧时私塾的国文教育,因为那种教育“不切实用”,“其所授,不必求合与天然,而但须取材于纸上”,“其教授,不必求学生之有得,而但恃教师之讲演”;且私塾教育“舍弃各种科学,以日夕从事于呫哔”,“发蒙之初,所以日受四书五经,了无益于知识道德,而转以窒酷其性灵也”。先生说他十一岁的时候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但“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日本在哪里,只约略知道在东方罢了”。后来知道德国很强大,便找到家里所藏的中国人写的地理书数种,“还找不出德意志的名字,于是有人凭空揣测,说德意志一定就是荷兰”,因为他们知道荷兰一度很强大。

程怡︱吕思勉先生编写的小学国文教科书

作者父亲程应鏐教授晚年留影
私塾教育的不健全闹出的笑话,我小时候也听父亲(程应鏐)说过:有人拿到了一个作文题“项羽与拿破仑”,一上来便破题曰:“项王力能举鼎,况拿一破轮乎!”我们听了大笑,父亲更是不知笑过多少回了!这大概是他们那一代人都听到过的笑话吧?如此看来,先生用浅近、平实的文言文来编写当时中国孩童需要了解的各方面的常识,正是他“授以切实实用之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的编撰宗旨的体现。
吕先生编教材的时候是三十三岁,那一年我父亲刚刚出生。后来父亲有没有读到过吕先生编写的这套教科书,已无从知晓。只记得父亲说过他五岁多一点儿就入私塾发蒙,读的全是当时私塾都要读的经典,他说自己半年便能背诵《左传》 。为了不挨打,他总是努力背书,由于记性好,常常被先生夸奖。但放假的日子总比上学的日子开心,玩疯了就会闯祸,闯了祸就会挨母亲的打。父亲十二岁到南昌补习了半年新式小学的数学课程,才考入了当时江西省最好的中学。乡塾与新式学校教育的强烈反差令父亲又惊又喜,他说,生理卫生和植物学等课程所教的常识,都是他闻所未闻的。上新式学校,简直就是从此走进了一个新世界。

程怡︱吕思勉先生编写的小学国文教科书

《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其中收录了《新式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
吕先生同一时期还编有新式学校初高中的历史、地理、修身等教科书,为了不与其他各科的内容重复,新眼光、新思路对国文教科书的选材,是必不可少的。吕先生的这套高小国文教科书,从进入高小的第一篇强调教育在“今日文明世界”的意义,到第六册最后一篇讲“国性”与国文的重要关系,真可以说是一个颇具当时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新体系。先生把国文的基础修习,放在了一个很高却又贴近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位置上。
日常生活对人的童年和成长来说,其影响力远甚于书本知识。我们对家庭、邻里、社会、世界的各种事物、各种关系的认识无不源于我们最初的日常生活。吕先生认为阻碍人类社会进步的“最大的毛病,就在于无所用其心,而凡事只会照老样做”。这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所谓的创新思维。在第一册的“察理”上下篇中,吕先生以烟草的发明与哥伦布让鸡蛋竖立在桌子上的故事为例,告诉学童,不要因为少见多怪而做出可笑的事情;也不要因为已司空见惯,就把别人的大发现、大发明看得稀松平常,转而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在第一册教科书里,他还以“盲鱼”为例,说人的头脑是用来思考的,懒得思考的人,就像那种在暗无天日的巨壑中视觉完全退化了的鱼,被强者吞噬是早晚的事情!吕先生认为,对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点点滴滴,只有留心观察了、思考了,才能获得真知识。很多年以后,他还常常告诫学生们:“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须将经验与书本,汇合为一,知书上之言,即为今日目击之何等事”。
他把自己几十年读书、教书的经验,化入了对日常生活的理解,通过简雅洁净的书面语,呈现在他所编写的教材中。第一册教科书共三十五课,每篇课文的字数最多不过三百,少的仅一百三十多字,讲的都是日常生活、格物致知的普通道理,文字却既平实,又活泼。例如第二课“喻学”用的是寓言手法,通过木与铁的对话,形象有趣地用密集的动词与夸张的动作组合表现了铁成为工具的过程以及铁被锻炼成器的痛苦,文字风格像极了《齐物论》中子游与子綦关于风的那段对话。文字的节奏生动地再现了木与铁的表情,而作者却无一字落在拟人化的表情描写上。第四课“圣迹”一篇,其实就是今天所说的“说明文”,作者对孔林空间准确、明晰的描述,使人如临其境,而对孔林草树的描写,寥寥几笔竟透着强烈的文化纵深感。
先生二十二岁到二十三岁时曾任教于溪山小学,对十来岁的男孩子的天性是非常了解的。“寓教于乐”、让儿童在游戏中强健体魄、发展天性的教育主张,也体现在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的编写中。“纸鸢”、“钓鱼”读来颇亲切,儿时自己糊风筝、放风筝,自己“敲针作钓钩”、挖蚯蚓作鱼饵的情景犹在眼前。我父亲只会唱屈指可数的几首歌,其中就有放纸鹞的,“口口(怎么也想不起这个词儿了)三月天气好,功课完毕放学早,春风和暖放纸鹞,长线问我爹娘要。爹娘对我微微笑,夸我功课做得好······”如今的孩子也放风筝,但却不是自己制作的了。“运动”那一篇也让我想起父亲会唱的另一首歌,叫《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努力向上跑!暖风吹,太阳照,空气新鲜景致好!你也跑,我也跑!大家一起向上跑!”小时候觉得那调子真难听,歌词也笨,现在却觉得很温馨。“运动”篇的最后一句说:“平野广阔,空气清洁,诺达软件,徜徉其间,心神泰然,实人生至佳之境也。”读着这样的句子,你的呼吸是否也很舒畅呢?
民国以后的新式小学分为两级,前四年为初小,后三年为高小。进入高小的学生年龄一般在十岁左右,正是好奇心、求知欲最旺盛的年龄段,影响孩童一生的选择也在此时开始成型。 陈平原谈语文教育的时候说过:“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早年自传中就说自己十四岁时进常州的溪山小学校求学,当时在溪山小学校教国文和历史的吕思勉先生是他最爱戴的老师。有幸亲聆吕先生授课的好几位当代文史大家的回忆,也让我们极为亲切地感受到先生的人格魅力,而我们却只能在先生编写的教科书中,想象先生在国文讲台上的音容笑貌,通过先生的文字表达,感受中国语文之美。
我刚在中文系任教的时候,父亲常常会跟我谈到吕先生,说当年同在光华教书时,读书有疑问便会在课间休息室求教于先生,而吕先生往往会告诉他可去查何书,甚至连第几卷、哪个章节都准确无误。父亲说起这些往事的时候,对先生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而在我心目中,这样的大学者一般都孤傲、冷静、博学而严谨,深思熟虑,难以亲近。然而,读先生所编的这套教科书时,我常常会因为先生生动、有趣的表达笑出声来。比如第二册的第三课“蝴蝶”,描写一只蝴蝶从幼虫到作茧自缚最终破茧而出的变化过程,把弱小生命从自卑到愤世嫉俗而后又自得、自媚的心态刻画得惟妙惟肖、颇为滑稽。特别是结尾的那段歌曰:“昔何辱兮,今何荣。昔为同类所贱兮,今为所敬。今日之乐兮,由于昔日之能忍。”真令人忍俊不禁!中国文人多悲怆而少幽默,称得上幽默的文字,实在是屈指可数!
小孩就是小孩,他们愿意记且记得住的东西总是有趣的。我小时候每到开学领到新发的教科书,最先翻阅的必是语文课本,结果却是对语文课兴趣不大,毫无期待。还记得给我们讲《西门豹》的老师是启东人,当他念“这个姑娘不漂亮”时,我们全班都笑翻了,他把“姑娘”念成了“狗娘”,漂亮的“漂”读成了上声!如今我们这些已年逾花甲的发小聚会,大家居然还都记得这一课!还记得五年级时一篇课文中的若干句:“树老根多,人老话多,莫嫌我老汉说话啰嗦。······手拍胸膛想一想,难道人心喂了狼。·······你爹你妈来逃荒,一条扁担两只筐,你那时饿得像瘦猴,三根筋挑着一个头······他说是灯你就添油,他说是庙你就磕头······”平心而论,这些句子就是今天想起来也还是觉得有趣。
编语文教材的人,除了书读得多,还必须能写出好文字。也就是本教材的编辑大意所说的明晰、势力、与流畅的文字。势力,即“与读者之刺激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感人的力度”。在吕先生看来,这是“文字佳否及适用与否”的判别标准。先生认为,就这三点而言,当时的白话不如文言。至于和今天小学教材中同样内容的课文相比,其“势力”高下,我相信,对文字有起码感悟力的人,都不难分辨。
第三册第十课“勃罗斯”——
勃罗斯者,苏格兰君也。六百余年前,屡与英吉利搆兵。众寡不敌,辄为所败。迨第六次,良将尽亡,疆土亦失。不得已,伏匿茅屋中以避兵。
时勃罗斯孑焉如寄,末路兴叹,乃席地偃卧。瞥见梁上蜘蛛,吐丝作网。勃既无聊,姑觇之以遣闷。梁有二椽,其一较低。蛛系丝高椽,引其一端,欲下垂于低者。垂未及半,丝断而坠,前功尽弃。然蛛虽蹉跌,攀援力作,仍不少衰。坠而复起者六,迄未就绪。勃孤影自怜,喟然叹息,而蛛复援丝下矣。
至第七次,竟无波折,微丝一缕,直达低椽。两端既系,其余易易。瞬息间已成方罫形。勃大感动,奋然曰:“吾敢不如蛛乎!”跃而起。号召旧部,蒐集散亡。再与英战,复有苏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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