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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西奥·拉米雷斯:一位坚持文学创作的国家领导人

2021-08-02 16:41:33196 ℃

还是在2015年底,我选译了塞尔西奥·拉米雷斯(Sergio Ramírez, 1942- )一个短篇,总结说如果非要知道一位尼加拉瓜作家,必须是鲁文·达里奥(Rubén Darío, 1867-1916),如果非要知道两位,请加上埃内斯托·卡德纳尔(Ernesto Cardenal, 1925- ),如果非要知道三位,那就是塞尔西奥·拉米雷斯了。这不,随手译着卡德纳尔那组成名诗《零时刻》,便听闻拉米雷斯获2017年塞万提斯文学奖,因“其在作品中融合了叙事与诗学、观察者与行动者,以卓越的文学高度,丰富的体裁——比如短篇故事、长篇小说和报纸专栏——把现实转化成艺术品,反映出日常生活的生动。”

塞尔西奥·拉米雷斯:一位坚持文学创作的国家领导人

塞尔西奥·拉米雷斯
“融合”、“反映”、“丰富”、“卓越”,“现实”跟“艺术”相对,“日常”好像便不“生动”……对成就的附会总是相似,走向成功的道路却各有不同——在当今环球文明等级中,西班牙语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体量和分量?在二十多个西语国家之中,中美洲七国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就在这七国之间,尤其对比“中美洲瑞士”之称的哥斯达黎加,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刚刚结束独裁、战乱的尼加拉瓜,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也许只有重新覆盖起这一层层透明的天花板,才能隐约体会塞万提斯文学奖问世四十多年里,尼加拉瓜养成这第一位得主是有多么来之不易。
拉米雷斯出生于1942年8月5日,既不是在首都马那瓜,也不是文化名城莱昂、格拉纳达,而是一个高原小镇马萨特佩(Masatepe,纳华特语“鹿山”)——记这么清楚,是因为他在1995年把这写成了一本书:《一场化妆舞会》(Un baile de máscaras),把自己的出生作为设定,融入两个封建大家庭准备舞会的喧闹之中,既没有大仲马同名故事的神秘悲戚,也没有威尔第同名歌剧的城市化和道德感,但却是对那个时代、那个乡村、那个人群的永远定格和追忆。

塞尔西奥·拉米雷斯:一位坚持文学创作的国家领导人

我们很少会注意的尼加拉瓜地图:13万平方公里,面积介于福建和安徽之间,东西各面大西洋、太平洋
除了幽默玩笑,这部作品颇为重要,一方面是对他出生这个“事件”进行了选择性讲述和自我确认,而且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之后他便正式放弃“功名”,专注当一名职业作家;另一方面,两年后,该书法语译本出版,随即获得1998年“劳拉·巴塔庸奖”(Prix Laure-Bataillon,2000年该奖颁给了莫言的《酒国》),一项年度在法出版最佳外国小说奖,似乎可以理解成,越是在地、越是想要彰显个性和风俗,越是容易被欧洲文明观看、欣赏和收购。
1995年前后专职写作这个转变,几乎可以算作拉米雷斯在53岁上的一次重生:从14岁给《新闻》报周日副刊投稿,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上大学,直至八十年代末,他投稿、出版、撰写报纸专栏,还获得过写作奖学金到德国进修,但只出于讲故事的习惯和公共讨论的责任,正式的身份是学生、国际文化机构职员、革命者、国家领导人。
当然,后两个身份特殊一点,他1977年回国加入“12人集团”,1979年发动反索摩查的“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革命,胜利后成为国家重建委员会委员之一,1985-90年担任丹尼尔·奥尔特加的副总统,1990年大选成为在野党、反对亲美的右翼,1995年又与总统和左翼阵线决裂,退党成立“桑蒂诺革新运动”并出任总统候选人,1996年大选再次失败,从此彻底退出政坛。
在大约1977-1995年这段革命和建国期,他作为国家文教事业的领导,出版了很多杂文、政论,如《加勒比人》(Hombre del Caribe, 1977)、《你正在尼加拉瓜》(Estás en Nicaragua, 1985),但虚构文学方面也并没有荒废,1977年推出《血让你害怕了吗?》(¿Te dio miedo la sangre?),1988年则有长篇小说《天谴》(Castigo divino) ,接着是1992年短篇故事集《谱号》(Clave de sol)和1995年《化装舞会》。国家再小,总不是过家家,这种搭配了文学创作的政治生活(或是搭配了政治生活的文学创作?),无疑将拉米雷斯塑造为西语美洲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典型的“文化英雄”形象,延续了阿丰索·雷耶斯所列举的安德烈斯·贝略、萨米恩托、胡安·蒙塔尔沃、何塞·马蒂、恩里克·罗多那一长串知识分子序列,既参与了新社会的政治秩序建设,又通过实在的教育规划和文艺创作启发民智、追求美学上的自主。
在日渐科层化的现代社会,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一位国家领导人在会议、讲话之外坚持虚构文学创作,甚至写出《天谴》这样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拉米雷斯在题献中留下过一句淡淡的:致为我腾出写作时间的赫特鲁迪丝,但纵如采访里说是早起爬格子,也有一点让人费解:治国平天下的豪情中,为什么念念不忘一个法学院学生时代分析的连续投毒案例,为什么他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关爱、背叛和野心的故事”,以及,从案件审理的1933年起,半个世纪过去,为什么“这个案子的记忆依然在这个城市中活着”?细细看去,他不仅仅是进行了一次反映公共记忆、风土人情的创作,还暗藏了一些套型的野心,暗合了鲁迅“人血馒头”“铁屋子”般的民族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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