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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著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

2022-04-13 12:42:19180 ℃

抗疫著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

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从来都是一个浸染着鲜血乃至熔铸着生命的悲怆过程,无论是单体社会成员还是整个社会群体,在前行和成长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面对包括瘟疫在内的各种困厄与诸多灾变,只有进行用文化进行反刍和检省,不断树立人文情怀和笃化忧患意识,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避免瘟疫的发生和灾难的上演。作为“人学”的文化著述和文学作品,一方面深切关注人类的久远历史与未来前景,另一方面挚诚寓目自然法则与生命伦理,力求最大限度地揭示和展现人类抗击瘟疫的鲜明主题和生动场景,为人类增强悲剧意识和提升悲悯情怀提供认知文本。

古往今来,瘟疫始终与人类的繁衍如影随形,与人类的演进相伴相随,所以,瘟疫不仅是人类演进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而且是意蕴丰厚的特殊人文资源,以致于古往今来很多文人对瘟疫题材趋之若鹜,留下众多记录抗疫思考抗疫呈现抗疫的文字记述,换言之,抗疫著述几乎贯穿了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全过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国古典文化开端的先秦时期的中国前小说,就已经出现了抗疫的痕迹和踪影,不管是为当时文化典籍插上想象翅膀的众多神话传说(如《山海经》、《淮南子》等),还是给后世文化经典注入虚构基因的一些寓言故事(如《庄子》、《墨子》等),抑或给传统史学确立叙事模式的史传文学(《左传》、《战国策》、《史记》、《逸周书》等),都程度不同地提及和描摹了抗击瘟疫,可以说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抗击瘟疫史实,以及不同时代的人们关于抗击瘟疫的民间故事,相对应地体现在不同历史阶段抗击疫情的著述和作品中。就中国古代抗击瘟疫的著述和作品所阐释和记载的自然视角而论,抵御瘟疫是一个内容相对庞杂、种类相对稀少、结构相对凌乱的文化谱系;而从中国古代抗击疫情的著述和作品所抉发和状绘的人文维度来看,瘟疫或作为主题或作为素材或作为背景或作为情节出现,所以,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抗击瘟疫的著述和作品呈现出数量虽多但质量偏低的总体状貌,遍查我国古代和近现代学术思想史,几乎很难找到一部以瘟疫为绝对主角、足以撼心夺魄的科学意义上的疫情专著或文学作品,这一现象在与西方疫情文化的比照中显得更为明显和突出。

抗击疫情著述究其根本是关涉人类生命意识与苦难记忆的一种文字表达样式,其通过对抵御瘟疫的主旨发掘和形象书写,于潜移默化中涵育人类心智的敏感性和敏锐性,于耳濡目染中培植人类对瘟疫的精神洞察力和心理承受力,于不知不觉中使人类生成一种自我宽慰意识和自我安抚心绪,完成悲剧性这一审美范畴的现代升华。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古代先民与自然界的对抗和拼争是中华民族活动的基本面貌,也是中西方早期人类文化的主流精神,阐发和书写这一精神无疑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东汉蔡邕的《独断》、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等杂记体小说,都或多或少地写到了人类与瘟疫的博弈;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南朝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等具有杂传体色彩的小说,也都或集中或零散地叙及了人类与瘟疫的角逐;西晋张华的《博物志》、晋葛洪的《神仙传》、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东晋陶潜的《搜神后记》、北齐颜之推的《冤魂志》等志怪小说则浓墨重彩地铺陈了人类与瘟疫的较量。阅读这些不同时代的中国疫情小说,不难体会人类的悲壮文化精神是贯穿中国疫情著述和作品的一条主线,这种文化精神在我国思想文化界和文学创作中始终在传承在扬厉在嬗递,它提醒当下人们既要尊重和珍视个体的生存境遇,又要保持对自然界的警觉和戒惧。进入现当代,瘟疫作为充满寓意和隐喻的客体,则更多地被文学创作所摄纳所描绘所展现,一些小说作品通过对瘟疫的感性描绘和理性反刍,宣泄人们心中情感,抚慰人们心灵创伤,提振人们精神意志,籍此一方面表达对生命意识的尊崇与敬畏,另一方面凸显对人的本性的拷问与救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瘟疫是我国文化著述和文学创作的重要精神向度和恒久母题之一,只要翻开我国古代文化乃至文学发展史,就会感到很多著述和小说都与瘟疫紧密相连,与其说这是一种文化自发,不如说这是一种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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