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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振环︱记叔叔逸麟老师二三事

2020-06-30 12:40:23101 ℃

邹逸麟是我的叔叔,也是我的老师。2020年6月19日凌晨四时四十八分,叔叔仙逝于上海新华医院。几天前到医院探望,他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嘴巴不停地蠕动着,却发不出声。想起每年节日聊天时他的谈笑风生,一时不免伤痛不已。不意此次告辞,竟成今生永别!
一、“坏运气”和“好运气”
逸麟叔叔(下或简称叔叔)出生于1935年8月31日,很长时期里,我们都认为他是堂叔。其实他与家父是胞兄弟,祖父邹精如(梅荪)和祖母怀上逸麟已经是第七胎了,而三十一岁的三阿公邹星如(即祖父的三弟)的太太张氏仍未有孕,因此由曾外婆在祖母尚未分娩前做主,不论男女,即过继给三阿公。
叔叔1946年小学毕业,进入胶州路上的金科中学,这是一所天主教会办的私立中学,校内有教堂,同学中教徒的比例比较高,校长是龚品梅。2015年7月我和叔叔一起参加由澳门科技大学主办的第二届“全球地图中的澳门”国际研讨会,其间参观圣若瑟修院,他在龚氏遗像前久久伫立。1949年后金科中学改名江宁中学,后并入我就读的七一中学。
父母亲说逸麟叔叔小时候特别会讲故事,讲起来有声有色。他当时的理想就是三五同道,一起编一本同仁刊物,挥斥方遒。1952年高中毕业,他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第三志愿才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结果是录取在第三志愿。也许正是因为父亲与逸麟叔叔系胞兄弟,在众多的叔辈中,他与我家的交往较之其他叔辈要频繁。叔叔家小我一岁的儿子思廉,中学时期和我一起学画,思廉聪明异常,写一手漂亮的硬笔书法,后来追随上海著名的水彩画家查寿兴学水彩画,所画《瓶花》《欧洲小镇》等,颇受好评。但天妒英才,思廉未能活过六十岁。思廉和妹妹洁琼的去世,是叔叔晚年最为悲伤的一件事。

邹振环︱记叔叔逸麟老师二三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和逸麟叔叔全家合影。后排左起,逸麟的大女儿洁文、逸麟、父亲逸涛、长叔逸安;前排左起:笔者、姐姐振音、逸麟叔叔儿子思廉、小女儿洁琼、逸安婶婶、小阿姨、逸麟婶婶。(本文照片均由作者提供)
小时候最喜欢听叔叔天南地北地侃大山,他的幽默、风趣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山东大学读书时,他将食堂里大米小米混合做成的饭称为“蛋炒饭”,为此三年级时被隔离审查,差点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经过两周的审查才解除隔离。毕业那年,叔叔关于洋务运动的毕业论文得到了指导教师郑鹤声教授与答辩小组的高度评价,郑先生想要他留任助教,他坚持不从。作为班级里读书成绩的佼佼者,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叔叔在口述回忆中说,学校把他送到北京,其实也包含有对大学期间如此整他的歉意。到北京后他参加了谭其骧先生编绘中国历史大地图集的小组,1957年从北京调到了上海,后来进入复旦大学。
以前总听父母说,在所有的叔辈中,“宝宝(逸麟叔叔的小名)运气是最好的”,应该是指他跟着谭先生参加绘制地图的工作,受到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没有吃大苦,“文革”时期还能有幸做学问吧!因为叔辈中运气不好的,有被打成“右派”而流放黑龙江,也有虽在外交部工作,但由于政治上跟错了人而郁郁寡欢的。叔叔后来在口述中也表示过:跟着谭先生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1957、1958年‘整风’‘反右’,历史所很讲政治的,我的家庭出身不是很好,我们一起去的很多人都被分配到北京郊区教中学,我可能也是这样。我这一生很幸运,改变了后半生。”“文革”之后,由于逸麟叔叔埋头做学问,很快崭露头角,我考入复旦大学后不久,他已破格升为副教授,1984年他再次破格,晋升为正教授,成了他那一代学者的翘楚,算是当年的“坏运气”转成了“好运气”。
二、非常时期的故事
因为叔叔的缘故,认识的学者朋友,在介绍我时经常称我出身“书香门第”,有家学渊源之类,连章开沅先生也开过这样的玩笑,他还误以为邹逸麟是我的父亲。其实比起真正的书香门第,我们家实在算不上。爷爷那一辈都是商人,与中国很多民族资产阶级家族类似,爷爷把父亲那一辈大多培养成了大学生。家父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国际贸易专业,逸安叔叔是清华大学飞机制造专业的研究生,后来任职于北京航空学院;姑姑佩华是吉林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师承唐敖庆教授,后任教于石家庄的河北化工学院;逸群叔叔是在南开大学学工科的。
“文革”时期,因为叔叔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加之谭先生为了注释提供给毛主席看的古诗文大字本等受到“四人帮”亲信朱永嘉的尊重,因此跟着谭先生的叔叔,在政治上基本未受特别的冲击,但家庭经济则度过了一生中最难挨的日子。叔叔家和我们家都遭受了同一拨造反派的抄家,以及房管所的退房,也同样因为经济困窘而四处借钱、变卖家具。较之都是双职工的我家,叔叔一家在经济上的困扰就更为严重。因为婶婶是家庭妇女,主要靠叔叔一人的工资养活一大家七口人,而其时复旦大学讲师的工资,和我在小学任教的母亲一样多。可能因为相似的惨况,两家反而较“文革”前走得更勤了,叔叔的养父母有一段时间甚至住到了我家。“文革”期间叔叔只要有空,隔三差五会在周六或周日晚来我家聊天。这也成为我们家一种愉快的聚会,经常是他和父亲人各一杯茶、一支烟,父亲扮演的多是提问者的角色,叔叔是问题的解答者。叔叔上知历史、下知地理的渊博知识,给我们兄姐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为人谨慎,几乎很少谈当时所谓的内部消息,劳动仲裁网,我们拿在报纸上读到的各种时事要闻或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询问他,请他帮助解读,而他说得最多的是关于他们编制地图、标点古书的趣事,如连夜赶活印制大字标点解释古书、送往北京给伟大领袖阅读,或是一些小插曲,如在国际饭店开会他因不吃海鲜而另外炒一盆番茄炒蛋。通过他幽默、诙谐的表述,这些事常常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笑谈。每次他来,都不忘带来一叠当时普通人难以获取的《参考消息》,还时不时地从学校借来一些内部出版物,有些是重印的古籍,如王安石《王文公文集》等,1971年以后内部出版的所谓“白皮书”读本,有时他也会借一些给我们看,并特别关照不要外借。
印象最深的是叔叔借来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3月推出的《美国小说两篇》,内收理查德·贝奇(Richard D. Bach)著、小路翻译的《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和埃里奇·西格尔(Erich Segal)著、蔡国荣翻译的《爱情的故事》两篇小说。前者的作者贝奇是一位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飞行员,曾写过《双翼飞机》(Biplane)《决非偶然》(Nothing by Chance)等书,《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一书出版于1970年,最初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1972年,读者和评论者才认识到它的价值,销售量大增。据美国《时代》杂志1978年8月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已出版的美国畅销书中,此书名列第五,仅平装本发行就多达七百余万册,有三十八周都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首次打破《飘》以来的所有销售纪录,成为世界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这篇小说的形式很奇特,是一只渴望飞翔的海鸥的寓言故事,告诉读者如何以最幸福的方式度过一生。海鸥乔纳森被群鸥视为异类并被驱逐后仍旧独自练习飞翔,它终于飞到了梦想中的高度。自由飞翔的海鸥乔纳森实际上代表人类最深沉的梦想。这个寓言故事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有无数种可能,每时每刻都面临无数种选择,只有飞得越高,视野才能越宽广,才能发现自己心中真正的梦想、渴望与激情,以享受生命的喜悦。后者是美国作家埃里奇·西格尔创作的中篇小说,讲述了哈佛雷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音乐系学生、出身平凡的詹妮与哈佛大学法律系学生、富家子弟奥利弗相爱,两人不顾奥利弗父亲的反对而结婚。盛怒的父亲停止了奥利弗的生活费,为使奥利弗读完法学院课程,詹妮放弃了音乐事业而教书度日。他们的生活艰苦却因爱情而充满了幸福,三年后奥利弗完成学业,找到了薪水丰厚的工作,但詹妮却患上了绝症。奥利弗父亲知晓后赶往医院之时,詹妮已不治身亡。这篇老套的爱情小说使我深感震惊,很难想象被斥责为一切都已商品化了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竟然还有如此出污泥而不染,丝毫不受金钱、地位和门阀观念影响的爱情。据说这篇小说是1972年访华的尼克松总统推荐给中国青年读者阅读的。
这两篇小说颠覆了之前我对美国的理解,我曾与叔叔谈了读后感,他说封闭的世界最易把人变成井底之蛙,消息被封锁的社会无法使人形成独立的思考和判断。以后我又到他家借来一些《摘译》等书刊。我后来选择报考复旦大学历史系,与叔叔无形的熏陶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学术史研究的训练
考入复旦大学后到历史系资料室,碰到负责学生工作的党支部副书记张云老师和班级辅导员傅淑贤老师,他们会笑嘻嘻地给正在走廊里的其他老师介绍,这位是邹逸麟的侄子。大概因为大家知道我是邹逸麟老师的侄子,将来一定是做学问的,于是,几乎每学年我都被同班同学选为课代表——第一学年任夏义民老师讲授“中国历史文选”的课代表;第二学年任张鸣环老师讲授“考古学概论”的课代表,第三学年任胡菊兴老师讲授“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的课代表,第四学年任汤纲老师讲授“中国中古思想史”的课代表。因为叔叔的缘故,朋友们多以为我将来一定会从事历史地理研究。
本科一年级,逸麟叔叔曾借给我顾颉刚、史念海编纂的《中国疆域沿革史》,那是1938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二辑中的一种,也问起我对历史地理有否兴趣。记得那天婶婶还怂恿叔叔带我去拜见谭先生。当时我对历史地理并不了解,亦无兴趣,这一点缘于我和叔叔对历史功用的认识之不同。叔叔有着较强的使命感,经常给我说,历史学研究要像理工科那样,具有社会功用;他讲历史地理研究的疆域和政区沿革,对国家现实政区划分有着很深的影响,并以黄河、运河变迁史研究的实例,介绍水道研究所产生的实际社会功用。中国社会长期重理轻文,我的父叔辈,除了家父和逸麟叔叔外,都是学的理工科,亲朋好友中不乏一种对理工科的莫名崇拜。叔叔虽然高中数理化成绩不好,但也有科学主义的倾向,内心对理工科出身的学者有一种特殊的推许。而文理科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不同,我私下以为,如果讲社会功用,自己或许不必来读历史系了,我所在的标准件模具厂是最具实用价值的,螺丝螺帽可以直接运用于大到船舶、小到手表的制造上;我放弃机电一局模具厂已经满师的工资,来从事历史学研究,纯粹是出于一种兴趣。在这一点上我服膺梁启超的趣味主义,首先考虑的不是这一学科有多少致用的价值,而是自己对这一领域是否有兴趣。不愿意做历史地理研究,一定使叔叔有些失望,当然也就失去了当面拜见谭先生的机会。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当时对历史地理学科的理解,是非常片面和肤浅的。1995年我在职攻读的博士学位,还是历史地理学专业。
入学后,我旁听过一次朱维铮先生给七七级本科生开设的“中国史学史”,对朱先生无限佩服,产生了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想法。记得在图书馆里一口气读完了金毓黼的《中国史学史》,觉得金氏的写法过于老套,自以为很有重写的必要,之后又读了魏应骐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兴趣就更浓了。本科二年级,叔叔再次问起将来打算做什么研究时,我毫无犹豫地说想研究中国史学史,叔叔说史学史属于学术史的范畴,你愿意做,可以先试着做一篇读书札记。于是他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即《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书目考》。要求我首先从研读《三国志》原著入手,将其中裴松之所引用的书目全部辑录出来,编成卡片,接着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以及其他的“正史”艺文志和经籍志查起,一直查到姚振宗的《二十五史补编》和《四库全书总目》,要我分类叙述这些著述的流传情况。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术训练,后来我对目录学有特别的兴趣,就是源自这篇札记的写作。
叔叔以为学术史的做法,首先应该从研读各种书目入手,以后我也仿效叔叔的办法,经常要求学生将读“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和各种目录学著作为起点,告诉他们熟悉“正史”艺文志和经籍志,以及各种私家目录,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基础。我将这一札记作为“中国史学史”课程的期末论文,朱先生开设课程的考试,采用口试的方式,要求学生在他开出的题目中选一个来做,也可以自选。课程论文在考试那天当场口头答辩,朱先生仅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的课程论文与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裴松之三国志注”一条相比,有什么贡献?我说赵翼《廿二史札记》中那篇短文仅仅列出了一个书目,而我是梳理了这些引用书的源流关系,及其在后来各种书目文献中的流变过程。尽管我的回答结结巴巴,但论文所下的功夫,朱先生一定是看出来了,结果是获得了高分。有意思的是,这篇小文章肯定给朱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年以后的1999年,朱先生计划启动“中国史学进程研究”的大项目,邀我参加“编纂卷”的写作,我说自己已经很多年不做史学史的研究了,他却提及那篇旧文说:“你对编纂学史不是很有基础吗?”当时我颇感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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