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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乌托邦寓言的见证

2021-01-23 00:22:15102 ℃

小学生郊游的内容之一是去到城墙边上,仰头看那些被吊在城墙上的人。他们在先前已经被处死,尸体挂在那儿示众,这个场景也成为了小学生接受教育的生动科目。一批女公民被集中关押在体育场里,每天给一个汉堡充饥,其他一律顺其“自然”,身体的排泄物点滴成流,污浊充斥空气,再被呼吸进身体中,为的是要压垮你身上仅剩的一点“人性”。两个被宣布为罪犯的人拉进公审大会,惩罚的方式是让几十号使女们疯狂地扑向他们,踢、打、挖、抓、掐、扣、拽、咬……在山一样的人群的各式动作下,两个男“罪犯”的身体很快四分五裂,之后,有人手高高举起,拽住的是滴着血的头发。

33年后,阿特伍德续写《使女的故事》,基列国中发生的事情再次在《证言》中展现,上述提及的三个场面在前一个故事里都发生过,或者完全可以根据逻辑来推测发生的可能(从叙述时间上看,第二例应该发生在上一个故事里)。恐怖不仅仅是为了产生恐吓的效果,更是一种统治的有力手段。通过让恐怖侵入和沁入人的身体之内的方式,统治得以全面地布局并顺畅地发生。所谓“侵入”是通过外部方式从外而入,把郊游的内容定为参观城墙上挂着的尸体,于小学生而言,其训导的意义不言而喻。道德说教在这里以一种最醒目的方式展开,“好”“坏”之别从死亡入手展示其意义所在。在孩子们仰头凝望悬挂着的尸体的当刻,恐怖的概念或许会变得模糊,而戒律与死亡间的关系则会瞬间明晰,这个社会的各种要求也会在这个时候开始进入其思想之中。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艾格尼丝提及带她们进行这个活动的嬷嬷说,她们还太小,还不会知晓这其中的含义。自然,全部的含义对这些孩子们而言,确实很难弄懂,但是基列国对她们的要求应该在这个时候开始成型并由此导出对其行为的合理性统治。艾格尼丝说,作为女孩他们不能玩荡秋千的游戏,因为怕被风吹开裙子,露出下身。如果说这个顾虑因是自然生成,而被很多人接受,那么随着身体的逐渐生长和发育,学校上课内容开始强调女人的角色和其身体的责任,这其中的“自然生成”就成为了基列国的立国之本了。女人只是一种工具,无论是结婚还是生育都是通过安排而定,违者的结果如同吊在城墙上的尸体。于是,恐惧不只是在几次郊游中产生,在日常生活中、在学校教育中、在自我角色的意识中,无处不在,统治应运而生。

所谓“沁入”说的是从内而生,身体及其行为因为成为统治的一部分。上述事例第三可以说明“沁入”的产生。阿特伍德在《证言》又一次描述了集体处刑的场景,于阿特伍德而言,这是表明基列国统治手段的一个典型。尽管相比于上一部作品中的描写,作者在这里显得比较克制,一带而过的笔触替代了在《使女的故事》里的细致和可怖的场景描述,但是传递出的讯息是一致的。在愤恨和压抑情感的集体爆发中,在狂欢化的痛感的呐喊中,使女们的疯狂行为完成了其隐藏已久的报复的欲望,但与此同时,也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法律行使了极端的恶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们成为了基列国道德原则的合建者和实施者,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她们内化了这个国家的统治手段,通过其亲自参与的理性丧失的行为,她们原本所憎恨的统治方式得到了实现和加强。这其实就是“沁入”发生的过程。在让这些最大的牺牲者满足其情感发泄的同时,统治者的目的得以实现,恶行狂欢之后,使女们可以在被更好地教导后回到被安排好的位置,更好地完成任务。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基列国的统治者谙熟弗氏揭示的从压抑到释放再到控制这个精神意识的骚动和把控发展过程,唯有在释放后,无意识的骚动才能更有效的再次被压抑。阿特伍德在小说中发明了一个专有名词用来指称这种集体疯狂行为:particicution,此词应有两个英文词构成:participate(参与)和execute(执行/处死)。两个词合并在一起表达了“参与处死行为”的意思。无论在指具体行为的层次上还是在指参与国家意志执行的含义上,此词都能“一石两鸟”地把这两个意义囊括在内,链接在一起的则是“沁入”的实现过程。

“侵入”和“沁入”也能在一个时段内发生,先是前者,再是后者,两者无缝链接。上述第二事例便是一个明证。政变发生后被捕的那些女性在一段时间内经历了痛苦折磨的过程,与一般的行刑不同,用在她们身上的是用其身体消磨其意志的方式,在身体脏污化的过程中,身心遭遇羞辱,以至最后失去“人性”。这里的“人性”不是指性善与性恶的问题,而是指人之所以成为“人”,也即区别动物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存在销蚀殆尽,意志随之全面垮掉。之后,随着环境的改变,全新的“人”产生,意志被全面改换。于是,从“侵入”到“沁入”的过程顺利完成。小说中莉迪亚嬷嬷这段经历的叙述完整地展现了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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