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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思奇与《大众哲学》

2021-04-08 12:01:57136 ℃

艾思奇(1910.3.2—1966.3.22),原名李生萱,云南省腾冲县人,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教育家。
从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艾思奇在上海《读书生活》杂志“哲学讲话”专栏上连续发表了24篇用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解读、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这是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的开端。这些文章后来汇编成《哲学讲话》一书,于1936年1月出版,受到读者欢迎,很快就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艾思奇与《大众哲学》

1936年6月,艾思奇对该书稍加修改后,更名为《大众哲学》再版。《大众哲学》影响巨大。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该书一共印了32版,堪称出版史上的奇迹。许多青年正是在《大众哲学》的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走上了革命道路,一批又一批地奔赴延安、奔赴抗日战场、奔赴解放区。
实际上艾思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所做的工作,远远不止一本《大众哲学》。《大众哲学》是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开始的地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还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左翼文化运动在上海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大众化、通俗化汇成一股洪流,一浪一浪地冲向各地。
1934年6月,在社联的安排下,经许涤新推荐,柳湜介绍,艾思奇进入《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工作,薪水每月40元。这样,艾思奇有了固定的职业收入,生活问题得到了解决。《申报》当时设有副刊《读书问答》专栏,刊登读书指导部回答读者提问的文章,由艾思奇和柳湜、夏征农轮流撰稿,公开解答各地读者提出的各种思想问题,深受读者欢迎。“艾思奇”就是他在这个时候开始用的一个笔名。

艾思奇与《大众哲学》

《申报》流通图书馆和《申报》副刊“读书问答”专栏,名义上是李公朴负责,实际上负责的是“社联”成员、共产党员柳湜。《申报》流通图书馆1932年12月正式成立,前后办了近五年。它以“普及民众教育为己任”,以下层店员、工友、学徒为主要服务对象。
艾思奇所在的读书指导部以通信和接待来访(每星期天下午)的形式,解答读者提出的疑难问题。接待读者最多时达到每天500多人。仅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指导部发出的有学术内容的复信竟有1800余件,其中有普遍意义的回信,在报上公开发表的就有30万字。
《申报》在1934年1月专门开辟副刊“读书问答”,公开回答读者关注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公开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革命的理论和知识,指导帮助青年认识社会,树立正确的世界观,适应了读者的需求,影响迅速扩大。只占《申报》五分之一版面的“读书问答”,已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有些读者也希望能专门出版一种杂志。
经柳湜、艾思奇、夏征农等多次商量,由李公朴出面,征得史量才的同意和支持,出版单独的刊物,创办《读书生活》杂志。《申报》在1934年10月8、9、10连续三天,宣告“读书问答”栏停刊,另出《读书生活》杂志。
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为了纪念史量才,将《申报》图书馆改名为“史量才图书馆”,同时还创办了量才业余学校,李公朴挺身而出担任校长,艾思奇任教员。

艾思奇与《大众哲学》

《读书生活》杂志第一卷由上海杂志公司总发行,张静庐做发行人。由于上海杂志公司自有一套发行门路,尽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封锁,每期仍能销售一万多份,有时多达两万份。《读书生活》出完第一卷(12期为一卷)即改为独立经营,由李公朴任主编兼发行人,自办发行,但仍由上海杂志公司代售。到出第三卷的时候(1936年初),杂志社就发展成为读书生活出版社(1940年起,为方便人们记忆改名为读书出版社),不仅继续出版《读书生活》,同时还出版各种图书。首先把杂志上已经登完的专栏文章,由原作者做一些必要的修订,结集出版单行本。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就是最先出版的一种。
艾思奇在“读书生活”主持内部编辑业务。他从大量的读者来信中了解到,广大青年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再加上连年内战,天灾人祸,经济破产,又面对失学、失业的威胁,产生了许多苦闷、疑问和焦虑,许多人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也看不到国家的出路。
艾思奇认为,要帮助广大青年看清国家的正确道路,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必须帮助他们培养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要引导和帮助他们学习和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哲学。
然而,大多数中国人对哲学是不感兴趣的,哲学对他们来说是高深玄妙、不实用的。这一方面与大多数人接受教育的机会很少有关,另一方面与我们中国人的实用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有很大关系。针对这些情况,艾思奇决心紧密联系现实生活的实际,用深入浅出的手法、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大众写哲学,使抽象、深奥的哲学具体化、通俗化、大众化,使人民群众认识、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

艾思奇与《大众哲学》

1934年11月,艾思奇在《读书生活》上发表了第一篇专为大众写的《哲学并不神秘》。此后,他在《读书生活》上每期发表一篇通俗易懂的哲学文章,到1935年10月,共发表了24篇。这24篇文章在1935年12月结集成书,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哲学讲话》。《哲学讲话》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国民党当局则对这本书十分害怕,立即在1936年2月以“宣传唯物史观,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查禁该书。
之后,艾思奇根据读者意见对《哲学讲话》做了部分修改,并将书名改为《大众哲学》,重新出版。
到1938年,《大众哲学》已出了10版。到1948年,已出到第32版。可见《大众哲学》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极大。“据图书馆学专家雍桂良同志统计,32版只是读书出版社的版数,事实上,全国解放前后共出过50版。还不算各地用油印、石印、铅印等各种方法翻印的。”

艾思奇与《大众哲学》

《大众哲学》有如此多的出版发行量,不仅是出版史上的奇迹,更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奇迹。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中,艾思奇有开创之功。《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的典范之作。
《大众哲学》在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它的影响下,许多青年接受了共产党的革命意识形态,走上了革命道路。《大众哲学》之所以能受到普遍的欢迎,就在于它的文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思想敏锐,文笔明快,联系现实,抨击时弊,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成了一本脍炙人口的畅销书。
著名学者李公朴在为《哲学讲话》写的编者序中称赞说:“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讲话的体裁,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他还进一步指出,有人怀疑“通俗会流于庸俗”,但《大众哲学》却“出浅入深”,“作者对于新哲学中的许多问题,有时解释得比其他一切的著作更明确。虽然是通俗化的著作,但也有许多深化了的地方。尤其是在认识论方面的解释”。这个评价,在今天看来依然是非常恰当的。
《大众哲学》在篇目设置上,也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俗话和口语,如《哲学并不神秘》、《卓别林和希特勒的分别》、《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不是变戏法》等,这种通俗易懂的写法揭开了哲学神秘的面纱,使哲学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走进广大民众的生活。这成为《大众哲学》成功的关键之一。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一支歌”、“一本书”的说法,“一支歌”即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一本书”就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许多人读了《大众哲学》,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
毛泽东对《大众哲学》这本书更是特别重视,多次提到这本书。1936年12月,双一流大学网,中央到陕北不久,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给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去电,要他们“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离京外出考察时,在要带走的一大批书中,就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及其他著作。
2006年,人民出版社在《大众哲学》的“修订再版说明”中对《大众哲学》作了高度评价:“《大众哲学》在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现实化、通俗化上所起的开拓性意义,是绝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大众哲学》的‘永恒价值’和‘常青意义’,就在于它不仅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而且它在当今时代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来 源丨人民出版社微信
责 编丨乔 媛
审 核丨杜 鹤
签 发丨王 轶
原标题:《红色记忆 | 艾思奇与《大众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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